木板、长钉、绿漆、斗室……
三十六年前亲手做的书架，还有架上的书，都离我远去。只有残损的《鲁迅》，在提醒牛马走的我，别真的走成了牛马。
之后的书架渐多，因时因地因身因心，读过几多闲书？壮岁火旺时，颇疑心孔子的“力比多”，也多不到哪里。从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”到“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”——— 性欲一生分布之曲线图也。画这种曲线，虽有唐突圣贤之嫌，但博雅如夫子，岂与我辈较真？算而今，读书日疏，但也时有上心者。
英国人玛丽·博伊斯的 《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村落》，让我知晓了这个古老宗教的前世今生，也很为数千年来一直保存在小村里的“火种”忐忑。“火种”缘何越过葱岭？苏鲁支或查拉图斯特拉，竟掀起过那么大的风潮，卷起了一个唤作“明”的王朝。然而纯思之维黏滞具相，难得解脱，也无法满足灵魂的渴求。
于是，读过《忏悔录》、《上帝之城》后，再读周伟驰先生的《奥古斯丁基督教思想》，就有了些微幽深的况味。掩卷长叹，奥古斯丁之所以称圣，在于他不给人任何佞妄的借口，哪怕是伊甸园中偷吃禁果，也非缘自夏娃的自由意志。而对人的自由意志的褫夺，恰因如果给人类留下这块自在之域，他便自为，自为的人类，不可能对上帝和上帝的造物（这造物包括人类自身）有虔敬之心。而虔敬之心的恪守，是人类精神、物质家园得以持续的基石。
不少人以为中国人缺少宗教意识，理由之一是惯见于他族的宗教战争，不见于中国历史。
此说之谬，不待详解。看陈寅恪先生的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当知东汉降及南朝，黄巾滋乱，张鲁割据，李雄建国……动静之大，沸反盈天。但国人之宗教，不是指向“形而上”的自赎，而是指向“形而形”的自固，所谓内外丹，黄白术，男女和气……均如是。
从古迄今，书里书外的明白人不多。《晋书·杜弼传》称邢邵在天下汹汹多欲服药成仙之际，独倡“死者澌也”之说，且称“生生之类，类化而相生”。虽然这“类化”本于《淮南子》“鹰化为鸠，鼠变为驽”之类的胡诌，但毕竟拈出了“类同则可相比”的命题。
准此，时下电子书籍的问世，就直接把书架“类化”成了某种“无形”或者“异形”的网络节点。当书架成了人类寄居的饰品而非实用的工具时，套用余光中先生的诗，似乎当在“书架”的悼词中呢喃：书架啊，如今你是一枚小小的芯片，我在外头，你在里头……
在“外头”也太久了，却无门而入，不管是生前死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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